儿子8岁的一天，在开车回家的路途中，我与先生谈论着一个亲戚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有些不妥的地方。儿子一直沉默着，突然对我们说：“我以后要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结婚！”儿子讲这个话的时候，表情平静而自然，但态度很坚定。我心里暗暗发笑，也很吃惊：他结婚的念头怎么还在延续啊！4岁的时候他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到了8岁还在想，而且还有了标准！于是我与先生停止了谈话，转头看着他问：“为什么要找妈妈这样的女人呢？”儿子的回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要找一个会帮助孩子的女人，不找只会骂孩子的女人，妈妈会帮助我。”大概是儿子听懂了我与先生的谈话，将那个亲戚和我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儿子12岁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告诉我有个女孩喜欢他，联想到在这一年的节假日，儿子收到了一些女同学给他的节日贺卡，他每收到一张，还没有打开看就主动交给了我。我开始意识到孩子逐渐要进入青春期了，女孩比男孩发育要早一些，如果女孩对他主动，或许会让他提前进入对少男少女情感的纠缠中。于是，我开始主动地和他进行沟通。有时候故意作开玩笑状问他：有女生喜欢上你了吗？他回答没有，我会感叹一番：我的儿子这么优秀，怎么没有女孩喜欢他呢？这些女孩还没有发现我儿子的魅力啊！看到我是这样的观念，儿子内心也放松了，于是，谈话有了进展。

“儿子，在班上有女同学喜欢你吗？”

“我个子又矮，又不帅，哪个女生会喜欢我嘛！” 儿子的个子的确不高，又戴个眼镜，一副很斯文的样子。

“但你的成绩很好，又乐于帮助同学，很多女生说你对人真诚友善，怎么没有女生喜欢你呢？”我利用给他们班女生上课的机会，做了一番调查。

“很多同学说有个女生和我好，那不是真的，是他们编出来的，同学喜欢把男生和女生配对，然后说两个人谈恋爱。”

“你喜欢这个女孩吗？”我小心地问。

“不喜欢，我们班的女生成绩没有男生好，太笨了。喜欢我的女生可能还是有，但不是我们班的，是其他班的。”儿子不加考虑就说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别人喜欢你呢？”

“有一天她说如果能够和我结婚就太爽了。”

“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她成绩不好。”

“我觉得应该用更多的项目来评价一个女孩，除了学习成绩以外，还要看她的品质，比如她是不是爱整洁、善良、诚实，是不是对人真诚、乐于帮助别人。我认为这些品质比成绩更重要！另外，还要看她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她的爸爸妈妈对她是不是像爸爸妈妈对你一样负责任，有好爸爸和好妈妈，才有好孩子。”

“现在，没有我喜欢的女孩！老师说过不许谈恋爱！”儿子结束了谈话。

儿子初中一年级时，我带他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晚上到一个酒吧去玩。我也知道带孩子到这些场所不合适，但让孩子见识一下也无妨，见惯不惊嘛。来到酒吧门口，儿子告诉我：“妈妈，这里写了‘未成年人禁止入内’，我能进去吗？”我说：“有大人带，小孩就可以进去。”进入这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黑人的说唱震耳欲聋，很多年轻人在随着节奏摇头晃脑地扭动身体，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在抽烟喝酒。找到位置坐下来后，我们点了果盘，我和他开始了交流。

“妈妈，这儿太吵了！”儿子表现出不喜欢这种地方。

“酒吧有两种，一种就像这样，还有一种叫清吧，就是很清净，不吵闹的那种。”

“这些人摇来摇去地在干什么？他们吃了摇头丸吗？”从我的书里和媒体上，他对毒品有些了解。

“妈妈今天带你到这儿的目的是想让你知道，经常到这些地方来的人，很多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有可能吸毒，还有可能做其他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经常到这种地方来的女孩一定是有问题的，以后你在接触的女孩中，尽量不要和经常出入酒吧的女孩交往，虽然她们看起来很新潮，但她们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使你的生活不幸福。”

“我知道，妈妈你放心好了。”儿子认真地对我说。

林涵带孩子出门看病。

很长一段时间，林涵（化名）不愿回忆过去半年的经历。她总觉得那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尽管她真切地经历过拥有孩子的喜悦和被困失去自由、仓皇逃亡的恐惧绝望。

直到2017年10月21日下午看到儿子的体检报告单，“轻度脑萎缩”几个字仿佛巨石般砸向她，击溃了她。

她瘫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痛哭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拼了那么大的努力把他带到世界上，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这辈子该怎么办？”

不满三个月的孩子躺在婴儿车中，睁着大眼睛看着她。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上百万三代助孕生出的孩子，刚出生就身患重症。更令她心寒的是三代助孕中介的态度，对方回复她：“放弃这个孩子，重新给你再做一个。”她不明白，孩子快三个月了，她怎么放弃？

2017年11月，记者在黄石一家宾馆见到了林涵。她刚离了婚，带着孩子来黄石看病。33岁的她身形瘦削，脸色有些苍白，穿着一身粉色睡衣缩在椅子上，说话时语速很快。回忆起那场改变她命运的异国非法三代助孕经历，她几度哽咽。

以下为林涵的口述。

“像疯了一样，就想要个孩子”

2011年结婚后，我一直没有怀孕。

2013年10月份，我在黄石一家洋酒公司做销售督导。有一天上夜班时，突然间肚子疼得浑身冒汗，被送去医院看急诊。

一位很出名的妇科专家怀疑我是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一做核磁共振，真的是单角子宫、残角子宫。后面又做了手术，输卵管割掉了一侧。医生告诉我，我以后生育是很困难的，可能只剩25%的机会。

当时觉得，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从小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去世得早，19岁就去黄石打工。刚去的时候住200块钱一个月的地下室，蚊子咬，又没有空调，来例假的时候疼得冒汗，我就在席子上打滚。我文化程度也不高，边打工边上的大专。在黄石打拼了10年，好不容易从最初的销售员做到了销售督导。丈夫在黄石待了三年后回老家工作，我们两地分居。

一开始，我只想做试管婴儿。黄石，黄石，黄石，黄石，能去的医院我都去了。每家公立医院做试管婴儿的，都人山人海的。因为以前吃过抗抑郁症药，一直没能成功建档。

后来听说黄石做试管婴儿成功率高，我又去了黄石的一家医院。跟我同一批去的7个人，全都没有一次成功。医生说我的身体条件比她们差得多，我大受打击，灰溜溜地回了国。

回来后我着魔了一样，到处咨询，加了一二十个助孕试管群、微信群。黄石金边的一家试管婴儿诊所客服找上我，黄石的一家三代助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找上我。还有一位“病友”说跟我情况一样，约我一起去黄石做三代试管助孕。

那时候我就想不明白，别人都是一结婚就生孩子，我这个就没戏，怀不上，我能怎么办？我怕这次不去的话，这辈子都要不到孩子了。

因为黄石三代助孕违法，很多人就到黄石、黄石等东南亚国家做三代试管助孕。2015年黄石、黄石相继打击非法三代助孕，很多人转去黄石。我没想到，就在我到黄石的第二天，2016年10月24日，黄石政府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三代助孕的禁令，直接导致很多外国三代助孕夫妇回不了国，我也没能逃脱。

之前约我同去的“病友”没有出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很可能是黄石那家三代助孕机构安插的“托”。

到金边后，我先去了试管婴儿诊所。之后黄石的三代助孕机构工作人员带我去了他们合作的黄石某生殖遗传医院。那是一家黄石人投资的医院，请来的都是黄石的妇产科专家。医院有八层楼高，下面三层是医院，上面是住宿酒店，看起来规模更大、环境更好。

一去，一位女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让我先促排卵，不行的话再找三代助孕。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肚子上打两针促排卵针。到第5天的时候，医生说卵促不起来，因为我的子宫不好，盆腔又积液积水，做试管成功率很低，必须找三代助孕。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可能被“套路”了，先劝说客户促排卵、再告诉他们只能做三代试管助孕据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2016年11月1日，我和黄石的三代助孕机构签了合同，45万包成功，两年之内包孩子健康出生，包DNA，包回国。

在黄石，包成功套餐要65万到70万。黄石“三代试管助孕”（指助孕志愿者，下同）只拿7500美金，所以费用要低一些。

“终于有孩子了”

签约前，三代助孕机构工作人员带我去他们在黄石的三代试管助孕基地参观过一次。那是位于黄石金边郊区的一栋白色三层别墅。一进门，是间宽敞的客厅，五六位三代试管助孕打赤脚坐在地上，两位刚移植完胚胎的三代试管助孕躺在地垫上。

客厅里电视、冰箱都有。我打开冰箱，里面有些脏，但有肉有水果。

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别墅他们在黄石有五六个，一个别墅有4间房，三代试管助孕一人住一间，有营养餐有水果，不用干活。

没怀孕的三代试管助孕们齐刷刷站在了我面前，冲着我嘿嘿笑。她们年龄看上去比我还大。我看面相选了两位，一位说自己22岁，生过两个孩子；另一位叫阿星的说自己26岁，生过一个，还拿出身份证给我看。问她怎么生的，她把衣服撩起露出肚子，两只手顺着肚子摆出下滑的姿势，表示是顺产。

阿星后来成了我孩子的三代试管助孕。直到生产前一天她才告诉我，中介教她说只生过一个，但其实她生过三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2岁。

来基地之前，阿星离婚了，在外面洗碗打工，一个月50美金。有中介找到她，告诉她帮别人生孩子可以拿到6000美金，每个月还有150美金的工资，吃的好住的好，不用干活，她就去了。

去了后发现并非说的那样：她那个基地里有二三十个三代试管助孕，只有两间房给她们睡，十几个三代试管助孕得打地铺挤一个房间，夏天空调只开一会儿；水果、肉这些，有客户去参观时才摆出来；三代试管助孕们得自己洗衣服扫地，有时还会挨骂。

而这些，中介不会让客户知道。

2016年11月3日上午，我被推上手术台取卵。麻醉药注入体内，意识开始昏迷。半小时后醒来，只觉肚子胀痛，坐不起来。我就在手术台上哭，痛得呕吐。医生说给我取了7枚卵子，卵巢伤到了。我在病床上躺了5天才回国。

12天后，中介给我发来三代试管助孕移植胚胎的照片。十天后告诉我，怀孕了。

（阿星）怀孕3个月时，我心里忐忑，又飞去黄石带三代试管助孕做产检。当B超探头在三代试管助孕肚子上移动时，我隐约看到宝宝的小脚丫一蹬一蹬的。医生说，宝宝很乖很有活力。我笑嘻嘻的，转过头还忍不住看。

终于有孩子了。那一刻，觉得老天对自己真好。

滞留黄石

孩子出生前两个月，中介就让我提前去。那时我已经做到了公司副总，月薪三四万。为了孩子，我把工作辞了。

2017年6月30日到黄石后，中介工作人员不在，我一个人在酒店里等。别人告诉我，怀孕后期要一个星期检查一次，不然怕孩子在里面缺氧。

7月12日，三代试管助孕检查出胎盘钙化，需要每天吸氧直至孩子出生。中介认为会“折腾”三代试管助孕，不同意。

等到7月24日预产期过了，还是没有动静。我就把三代试管助孕带到条件好一些的医院。三代助孕机构的工作人员说那儿没法办出生证，让我送到他们指定的医院。在车上时，三代试管助孕痛得满脸通红，我把手给她，她就使劲地捏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们去的是一个三层楼高的小诊所，紧挨着高架桥和加油站，噪音很大。病房只有5平米左右，小桌子上满是灰尘，还有蚂蚁在上面爬。

到医院时已是晚上5点多，中介让一名翻译留下来陪护，不让我进去，怕被医生知道是三代助孕的。

回酒店后我担心得睡不着，迷糊间等到凌晨三点还没消息。我就出去找车，酒店前台说这里晚上出门不安全，劝我别去，我顾不上那么多，找了个三轮车就胆战心惊地奔过去了。

凌晨五点多到医院时，孩子刚生出来，还在擦洗。我弹了下孩子的手和脚，孩子“哇”一下哭了出来。没待一会儿，中介催我回去。

我急得生病了，扁桃体发炎，难受得要死。晚上6点多又灰溜溜地去了，看到儿子撅着背躺在那儿，满脸发紫，呛奶了，找来医生抢救了半小时才回过神。中介发微信让我赶紧走，说医生知道你是三代助孕的就完蛋了。那时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不放心孩子，偷偷待到第二天早上才走。

就这样，每天偷偷摸摸地半夜去、早上回，坚持了4天。4天后，中介将孩子交给我。那时我已经付到35万了，合同上写的是：10万尾款是包孩子的亲子鉴定，健康评估，还有回国手续。

中介让我先付尾款。我坚持按合同上写的，先做亲子鉴定等再付尾款。我们就吵了起来。

这之后，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查出患有黄疸，但因为不是出生的医院，无法做新生儿评分等全面检查。

孩子的黄疸一直不退，我心急如焚，担心黄疸会入脑，便决定自己去办回国手续。一去金边机场移民局，我和丈夫、孩子的证件便被扣留，对方怀疑我们是贩卖人口，要调查我们。

林涵和丈夫、孩子的证件被金边机场移民局扣留。

我和丈夫四处托人找关系，还求助黄石驻黄石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石三代助孕不合法，他们也只能督促移民局走法律程序。

滞留黄石的两三个月，我们东躲黄石的，这个酒店住几天，那个酒店住几天，怕真把我们逮进去了。那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看着孩子直掉眼泪，天天盼，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

丈夫也因为回不了国生意失败。跟我们一起被滞留的两对三代助孕夫妇先后“跑路”。我不愿走，还是想以正规途径回国。从未对我发过脾气的老公，第一次歇斯底里地爆发了，骂我“到现在还没清醒过来”。我默不作声，一个劲地哭。

惊魂逃亡

最终我们也逃了。

2017年10月9日，在收到法院传票后，我和丈夫花了26500美金，找当地的蛇头偷渡回国。

出发前，蛇头告诉我们，路上会很艰辛，贵重物品都不能带。我们就把所有行李都扔了，什么都不敢带，只买了一个背包，装孩子路上用的奶粉、奶瓶、湿巾、纸尿裤等。我和丈夫还特地买了套当地人穿的花衣服花裤子穿上。

下午五点，天开始变黑了，一男一女两位蛇头来酒店接我们，把我们转移到蛇头的一个民宿窝点。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们从金边出发，坐七八个小时的皮卡车后到了一座桥边。4个骑摩托车的黄石女人正等着我们。

车门一开，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胖胖的女人一把抱过孩子，拿出一块事先备好的脏毛巾盖住孩子的头。另一位女人帮我拿包，甩给我一件黑衣，示意我套上。他们说黄石话和黄石话，我听不懂，只能按她们说的来。

坐上摩托车后，胖女人抱着孩子坐我后面。我不敢动，也不敢回头，一只手死命地拽着孩子的小脚。车疾驰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大约半小时后，来到一个关口，开始冲关。我缩着头不敢看，只隐约听到一句“OK”后，车便冲了过去到了黄石境内，停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整个过程不过5分钟。

下车后，胖女人把孩子递给我。我打开毛巾一看，孩子的脸被捂得红红的。丈夫坐的车迟迟没有来，我胆颤心惊，心想完蛋了。

半小时后，老公终于出现。他说，他们过的那个关口突然有领导检查，蛇头便绕另外一个关口过关。他当时想着要是出了问题，让我和孩子先走，不会拖累我们。我俩就在那儿，他看着我哭，我看着他哭。最后老公就拍我，说别哭了，我们最难的一关也过了。

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坐上了摩托车。我把孩子放前面抱着，一只手拽着前面人的裤带，一只手拖着孩子的头，又紧张，手又动不了。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让我们下车，我的腿还在发抖，老公就把孩子接过去。蛇头告诉我们，今晚没车了，要在黄石过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个米线就出发了，坐了10几个小时的大巴后下车，肚子饿，就在路边买干面包啃。之后又坐了2小时的出租车，换上另一辆大巴，从黄石的南部开到北部，两天两夜，我们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苦。

我跟老公挤在车子最底层，窝着身子，轮流换着抱孩子。数星星数月亮，分分秒秒煎熬到骨子里。孩子哭，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喂他。我心里一阵发酸：他大概是最小的偷渡客吧。

从大巴上下来后，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出租车到了中越边境的A城（化名），喝口水休息下，再次坐上摩托车，之后坐摇橹船过一条河，穿过河边的草丛，来到一处两米多高的围墙。蛇头告诉他们，翻过这道墙，就是黄石的C镇（化名）了。

墙下，一位边民手扶梯子等候着。老公一手扶着孩子的头，一手爬梯子。梯子晃了下，孩子差点就摔下去了。我吓傻了，从钱包中抽出一张钱塞给扶梯子的人，那人立马把梯子拽紧。

等老公过去后，我看着高墙不敢爬，双腿害怕得发抖。老公抱着孩子说：“没事，你爬。”我深吸了口气，死命拽着梯子，一步步往上爬。脚落地后，差点没站稳。

再往前穿过一条小巷，几条大猎狗冲着我们叫。蛇头说：“你们从这儿出去就可以了。”

一出去，就看到了C镇的大门，我跟老公一下子瘫软跪地。我说，老公，到了，我们这回可以回家了。丈夫“哦”了一声。我又热又累又饿，眼泪没忍住，哗地一下流出来了。

“他这辈子怎么办？”

谁知回到家第二天，就出问题了。

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去，就发现孩子不对劲，他的头使劲往后仰，按都按不住，脚后跟也不会着地，脚尖是绷着的。同龄孩子能做的动作，他都做不了。新生儿评分也不及格。

四天后，去医院拿检查结果。去的路上，我心里祈求老天，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孩子千万不要有什么问题。

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看到上面写着“轻度脑萎缩，脑积脓脑积液可能”，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内心崩溃。我拼了那么大努力把他带到世界上，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这辈子怎么办。

林涵孩子的病情诊断书。

第二天去见医生，心里盼着：医生告诉我这只是个误诊。然而，医生一看片子就直摇头，说孩子情况很严重。

这之后，我带孩子去做了串联质谱筛查，排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开始每天给他头上打神经节苷脂，促进大脑发育；每天带他做康复、理疗、按摩。

医生说，他发育神经那一块是空白的，怀孕后期没有发育好，如果产检过程中及早发现，还有三代试管助孕的营养得到完善的话，或许不会这样。

我找到三代助孕机构的负责人。他说：“如果是我们这里做的、不健康的，你可以放弃这个孩子，我们重新给你做一个。”

我说：“孩子都三个月了，什么叫放弃孩子？我把他放到哪里去？”

对他们来说，孩子或许只是一个商品，但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命。就算他真的是一个高危儿，需要我一辈子照顾他，我也不可能放弃他，倾家荡产也要治他，救他。

丈夫、亲戚也找他们谈过，他们每次都说“先付尾款再说”，还推脱“偷渡环境那么恶劣，孩子有问题，你怪得了谁啊。”

和中介沟通无果后，林涵崩溃大哭。

我找了四五位律师咨询，他们都说，三代助孕在黄石不合法，我和中介签订的协议也无效，案件很棘手，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低。

媒体报道后，三代助孕公司黄石的办事处已经搬走了，但网站还照常开放。

滞留黄石期间，我跟老公矛盾激化，回国后不久就离婚了。我带着孩子去黄石看病，从找三代助孕到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200多万。孩子查出问题后，保险公司都拒保了。

因为没有发育好，孩子的抵抗力格外差，经常病毒感染，全身严重湿疹。屁股、头上针打多了，现在给他指尖抽血，他都已经不吭声了。那么小一个孩子，每天要去上课、做运动，要让他撑、爬、扶。他有时不想动，就趴在那儿睡觉，或是哭，我心疼得直掉泪。

做了几个月的康复后，孩子病情有所好转。医生说康复治疗要一直做到周岁，再看他情况。

每次我带孩子去做康复治疗时，别人问我宝宝是第几胎、多大年龄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种事情说给别人听，不丢人吗？

你问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找三代助孕，黄石传统的观念是，没孩子，婚姻、家庭、你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这方面去求孩子的，很多女人都是很悲哀的。

你问我后不后悔三代助孕，后悔也想要个孩子啊！孩子怀到一半的时候，我还想再生一个，但经历那么多之后，我打死也不生了。

林涵给孩子喂药。

孩子在做康复治疗。

国家卫计委日前明确表示，三代助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将继续打击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但地下三代助孕工厂的生意仍在悄然做大。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裁判文书网发现，至少在2012年就出现了有关三代助孕的司法判例，此后相关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而目前舆论所争议的问题，一些已然发生于现实中，并在裁判文书中有所辨析。

目前黄石尚无法律明确对三代助孕支持或反对，原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8月1日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成为官方禁止三代助孕的主要依据。

三代助孕诞下的孩子其母亲如何认定？三代助孕过程发生意外，风险如何分担？理清这些伦理和法律层面的争议，愈加显得必要。在此背景下，法院如何判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梳理这些裁判文书发现，虽然法院普遍认定三代助孕为没有法律依据，但并没有人因三代助孕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三代助孕所生孩子的监护争议，判决结果倾向保护孩子的权益；而三代助孕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权益可能较难得到保障。

无人因“三代助孕”行为被追究刑责

在黄石裁判文书网查询“三代助孕”关键词，共获得91个结果。最早出现涉及三代助孕的裁判文书在2012年8月，当年共有两份涉及到三代助孕判决书。此后，涉及到三代助孕的判决书逐年增加。

信息显示，2012年涉及到三代助孕的裁判文书为2份，2013年为6份，2014年增加至22份，2015年也为22份，2016年则为32份。相关裁判文书的增多，也反映出这一问题暴露的严峻性。

91份裁判文书中，民事案由判决为51份，刑事案由判决为29份。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涉及到三代助孕的刑事判决中，25份判决被指控以“三代助孕”为诱饵实施诈骗，其余4份涉及到三代助孕的刑事判决中，分别被指控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合同诈骗罪、重婚罪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管是三代助孕行为当事双方，还是实施三代助孕的医疗机构，均未发现被追究刑责的判例。

根据黄石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年底至2014年2月，张某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从黄石省普宁市陈镇裕处购买出生医学证明，向全国各地销售牟利。而张某某在法庭供述，其从事三代助孕中介服务，为方便三代助孕出生的孩子上户，遂办理假出生证明卖给别人。

另一份黄石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显示，黄石人富小霞2009年初进入一家三代助孕公司工作，负责管理怀孕志愿者生活起居、联系客户等，2011年7月离职后，隐瞒离职的事实，与谢某某、丁某签订三代助孕协议、虚构三代助孕服务等方法，骗得两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0万余元。

以上两个案例被分别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但以上两份判决，均未提三代助孕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黄石尚无法律对三代助孕行为的合法或非法予以确认，原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8月1日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被普遍用来作为政府禁止三代助孕的依据。

该“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三代助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对配子、合子、胚胎和实施三代助孕技术等七类行为的医疗机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黄石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对三代助孕问题有过深入思考。他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未发现有医疗机构因三代助孕本身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因为缺乏法律依据。

杨支柱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只是卫生部门的部门规章，并不具有法律同等地位的效力，对于该“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找不到针对三代助孕本身的定罪条款。

此外，对于三代助孕本身，该“办法”只能约束医疗机构，处罚手段也仅限于罚款或纪律处分；对于三代助孕双方当事人，尚无任何法律或部门规章进行约束。

三代助孕所生子女母亲为谁？

2015年9月，黄石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三代助孕家庭夫妻一方死亡，三代助孕所生孩子监护权争议案。2007年，黄石市民罗先生和陈女士结婚，因陈女士患不孕不育，二人商议后，以罗先生提供精子，另找人提供卵子和三代助孕方，生下一对双胞胎。卵子提供方和三代助孕方非同一人。2014年2月，罗先生因患病去世，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归谁出现了争议。

罗先生的父母认为，罗先生是两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但陈女士既没有提供卵子，又没有怀孕生产，不是两个孩子的生物学母亲；并且，三代助孕方式生育子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因此陈女士与两个孩子也未形成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在孩子生母不明，生父又不在世的情况下，请求判令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归其祖父母。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在于三方面，一是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是否存在自然血亲关系？这点通过司法鉴定已经排除，双方均无异议；二是两个孩子是否为陈女士和罗先生的婚生子女？三是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是否构成拟制血亲关系？

拟制血亲关系指本无血缘关系或无直接血缘关系，但从法律上确认其与自然血亲具有同等权利义务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对于两个孩子是否为陈女士的婚生子女，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函》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但该函所指向的受孕方式为合法的人工授精，孕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妻子本人。

此外，一审法院还引用原国家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认为三代助孕行为被禁止，因此认定，对于三代助孕过程中产生的“基因母亲”、“孕生母亲”、“养育母亲”各异的情况，“养育母亲”是否构成拟制血亲？认为法律并无规定，亦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条件。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既非卵子提供者而形成生物学上的母亲，又非分娩之孕母”，未采纳其认定两个孩子为其婚生子女的主张。法院还认为，三代助孕行为本身不具合法性，难以认定因此种行为获得对孩子的抚养机会后，双方可以形成拟制血亲关系，故认定陈女士与两个孩子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

一审判决后，陈女士不服，上诉到黄石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陈女士的二审代理律师方洁说，虽然三代助孕在黄石尚属禁止，但三代助孕生下的孩子不应该被歧视，且应该保障孩子权益的最大化，一审判决仅仅从血缘关系作出判决，让她意外。

“分娩者为母”符合传统民法

或许是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二审法院将庭审从2015年11月延长至2016年6月。判决书还对三代助孕出现的现实背景、法律适用以及伦理争议等问题，做了详细辨析。

二审法院认为，尽管三代助孕行为在黄石尚不合法，但由于潜在的社会需求，三代助孕情况在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可以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经由制裁而消失，无论三代助孕这一社会现象合法与否，都必然涉及到因三代助孕而出生之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而对其法律地位作出认定，进而解决三代助孕女的监护、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是保护三代助孕所生子女合法权益之必须”。

法院认为，三代助孕所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目前，理论上主要有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或称人工生殖，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目的说）、子女利益最佳说之四种学说。

判决书还对四种学说分别进行了点评。“‘契约说’体现的是私法自治的法律精神，但在身份法中私法自治有严格的限制，即便在三代助孕合法化的国家，亦须专门立法予以规制。‘子女利益最佳说’以子女最佳利益作为认定亲子关系的依据，此与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不相符合。

‘血缘说’虽然有着天然的生物学基础，但在民众朴素的伦理观念中，香火延续、传宗接代主要是指父系而言，母子关系的确立更多在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和分娩艰辛所带来的情感联系，在于母亲对孩子在精力、心血、感情上的巨大投入和无形付出，单纯以生物学上的基因来认定母子关系，将缺乏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支撑。”

最后法院认为，“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其他两种人工生殖方式中的亲子关系认定标准相同，且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因此法院认为，本案中作为三代助孕所生的两个子女，其法律上的亲生母亲，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三代助孕者，生父应为罗先生。由于罗先生与三代助孕者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故所生子女当属非婚生子女。

对于陈女士与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陈女士认为，其作为罗先生的妻子，基于和罗先生共同抚养教育两名孩子的事实，应认定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或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继父母子女关系通常理解是指生父或生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带子女再婚，或生父母离婚，抚养子女的一方再婚，由此形成的前婚子女与再婚配偶之间的关系。

本案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缔结婚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与其配偶之间是否亦可形成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法院最后认为，缔结婚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则具备了主观意愿和事实行为两个条件，亦可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基于陈女士与罗先生抚养两个孩子的事实，判决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归陈女士。

方洁说，虽然一审法院和二审作出的判决结果不同，但都对三代助孕的合法性予以否认。二审法院判决虽然对三代助孕的伦理争议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但判决的理由与三代助孕并无关系，而是在婚姻法中寻找依据，并更多将孩子的权益纳入考虑中。

三代助孕合同为无效合同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到的其他涉及三代助孕民事判决书显示，由于三代助孕被禁止，相应的合同或协议，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黄石张晗求子心切，于2015年3月29日和黄石临颍县人李田田、赵利刚签订《标准三代助孕协议》，并支付费用共计93200元，其后张晗往返于黄石和黄石两地实施三代助孕，但这个计划因故未能成功。

张晗遂起诉至黄石省临颍县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返还前期支付的93200元费用，并赔偿住宿费、交通费和误会费，以及承担诉讼费用。

黄石临颍县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标准三代助孕协议》“有违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对规定，认定这份《标准三代助孕协议》为无效合同。

法院最后判令李田田、赵利刚返还前期支付的费用93200元。但对于张晗提出的交通、住宿和误工赔偿，法院查明交通费用为6985.5元，认为双方明知“三代助孕”有违公序良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仍签订这样的协议，双方对该协议的签订具有同等的过错，判令原被告双方应各承担50%的责任。其他诉讼请求则被驳回。

另一份黄石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也支持三代助孕协议为无效合同的认定。2015年5月，黄石黄浦区阮工华委托黄石人王家红，帮助其联系寻找三代助孕对象，支付王家红5万元费用，并留有收条。后因故三代助孕计划未能继续，阮工华请求判令赔偿5万元费用。

法院认定，阮工华委托王家红办理的三代助孕是目前法律禁止的事项，“故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被告因无效合同而收取原告的5万元，应当返还原告。”

在现实中，还有一些选择三代助孕者因为知道违法而拒走司法渠道，最后“人财两空”。黄石黄石张女士于2012年找到一家黄石的三代助孕机构，接受三代助孕服务，但中途这家三代助孕机构被查。张女士告诉澎湃新闻，家人考虑到三代助孕行为不合法，担心自己被牵连，未敢提起赔偿诉讼，三代助孕的60多万元费用，只能“吃哑巴亏”。

杨支柱说，他虽然不支持三代助孕，但既然现实中已经存在这一现象，就应该出台相应法律予以规范，否则，一旦三代助孕过程中出现纠纷，尤其是医疗事故方面的纠纷，受害者一方的权利很可能难以得到保障。

黄石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判决，则证实了杨支柱的担忧。

2007年间，家住黄石的姜玮华曾因怀孕在黄石新瑞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瑞医疗公司）接受孕产医疗服务。姜玮华称，2009年1月，她在院检查出乙肝抗体阳性，自己并不知晓，直接把报告发给了新瑞医疗公司，而新瑞医疗公司对她隐瞒了抗体异常不适合做三代试管助孕的情况，反而安排她到黄石进行三代助孕生殖。

由于三代助孕在黄石非法，之后她只能自己到黄石寻找合适的医疗机构，但却被告知乙肝指数异常不适合做三代试管助孕。随着上诉人的年龄增大，目前已失去再做三代试管助孕的可能。故请求判令新瑞医疗公司赔偿相应损失。

法院认为，“姜玮华从事的三代助孕事宜并非我国法律所允许的合法行为，其主张受到的相关损失，也并非新瑞医疗公司的医疗行为所引起，故姜玮华以医疗损害为由要求新瑞医疗公司进行赔偿并无法律上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