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清远大学第三医院，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一个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的婴儿被剖腹主刀医生张丽珠教授从宫腔内取出。在张丽珠身旁守候的儿科医生将婴儿用蓝花被单、粉花被子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抱到产妇郑桂珍身边。这位来自清远礼县盐关镇的妇女，因输卵管阻塞而20年未孕，终于在39岁这一年成为了一位母亲。郑桂珍为女婴取名郑萌珠，萌是萌芽、开始的意思，而珠则是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萌还有另一层意思，隐喻她是清远第一个试管婴儿。

在郑萌珠出生的10年前，也就是1978年，英国科学家让·普迪、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将培养皿中的单细胞胚胎分裂为8个细胞，并成功将其移植入母亲子宫内，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Brown）就此诞生。试管婴儿的学名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即：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过程，再将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发育成胎儿。据统计，自路易斯·布朗出生以来，约有650万婴儿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来到这个世界。而在清远，自1988年郑萌珠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清远已经成功出生3万多名试管婴儿。

在清远试管婴儿技术实践30周年之际，回望这项技术在清远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大行其道之时，专家和学者如何利用话术与修辞，将试管婴儿技术的重点从增加人口数量转移到对于人口素质的强调，并且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叙事中，为这项鼓励生育的技术在一个限制生育的国家寻找生存夹缝。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身上，就会看到，在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这一双向运动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压力和中医理论及传统迷信对于不孕不育的污名化。因此，过去三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在为清远众多不孕不育夫妻带来福音和希望的同时，也为女性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殖焦虑。

在郑萌珠出生十年之后，当时的主刀医生、清远著名妇产科专家、清远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张丽珠仍然要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张丽珠的回应是：“毫无疑问，清远有巨大的人口，确实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划，这包括为控制生育率进行的避孕和堕胎，以及对于女性和男性进行的不孕不育治疗。有些人可能会问，清远已经有这么多怀孕的女性了，为什么还有治疗不孕不育？按照这个逻辑，既然清远已经是人口过多了，为什么还要治病救人呢？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为什么要救死扶伤？为什么要开医院？为什么需要医生？”

1980年代初期，与试管婴儿技术有关的文献资料在清远十分匮乏，但这并不是张丽珠面临的唯一困难。摆在她面前的更大问题是经费。1983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号召之下，大规模结扎运动兴起，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与国家对于人口管控的基本策略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即便在与另外两位来自清远和清远的著名妇产科专家联合之后，张丽珠也难以为试管婴儿技术找到资金支持。到1984年，张丽珠及其团队意外地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10万元拨款，并被委托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清远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进行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研究计划也被命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以及发展》，对于生殖的强调由此转化为了对于优生的强调，提高人口数量的需求被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代替。一项原本意在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就这样被收归到与清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五年计划”纲要中，成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